1962年秋天，我生平头一次乘上了长途列车，头一次离开上海，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成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学生。当时我刚满17岁，外表弱小稚气，似乎生长得很慢，直到毕业时还常被人误认作一个中学生。然而，在北大的6年里，我在精神上却有了长足的成长，不能说成熟了，但确实是大大地拓宽了眼界。
我在北大的最难忘的经历是认识了郭世英。这同时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今天仍乐于承认，这位仅仅比我年长四岁的同班同学给予我的影响大于我平生认识的任何人。他极其真诚，可以思想而失眠，而发狂，而不要命。那些日子里，在宿舍熄灯之后，我常常在盥洗室里听他用低沉的嗓音倾吐他的苦闷。现行政治、现行教育的种种弊端，修正主义是否全无真理，共产主义是否乌托邦，凡此种种问题都仿佛对他性命攸关，令他寝食不安。同时他又是一个富于生活情趣的人，爱开玩笑，俏皮话连珠，而且不久我还发现他热烈地恋爱。我是怀着极单纯的求知欲进北大的，在他的感染下，我的人生目标发生了一个转移。我领悟到，人活着最重要的事不是做学问，而是热情地生活，真诚地思考，以寻求内心的充实。
郭世英给予我的另一个收获是，他为我打开了通往世界文化宝库的门户。我这么说没有丝毫夸张，在此之前我一直在那些平庸的书籍上浪费光阴，而忽然在他的床头不断更新的书堆里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我开始大量阅读经典名著，结识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易卜生、海涅等大师。他对现代思潮也有相当的敏感，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尼采、弗洛伊德、萨特这些人的重要性的。有必要说明，这些如今十分时髦的名字，当年即使在哲学系学生里也是鲜为人知的。读名著的深远好处是把我的阅读口味弄精微了，使我从此对一切教条的著作和平庸的书籍有了本能的排斥。我因此而成了一个出名的不用功的学生，时常逃课，即使坐在课堂上也不听老师的讲义，而是偷读课外书，为此屡受同学的检举和系里的批评。可是我屡教不改，因为当我能够自己阅读好得多的东西时，怎么还有耐心装成规矩模样去听差得多的东西呢？人人都是为了应付以后的考试才听的，既然我靠临时记诵必能得到好成绩，也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了。
一年级下学期，郭世英和校外几个年龄相仿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名为“X”的地下文学小团体，互相传阅各自的作品手稿。他常常也把这些手稿拿给我看，那是一些与流行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很先锋地试验着意识流、象征主义之类的手法，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涂鸦。我们最乐此不疲的事情是记录即兴的对话、场景和思绪，我名之为文字写生，这种练习有效地磨锐了我对素材和文字的感觉。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郭世英的言行很自然地被看作是离经叛道，从而作为阶级斗争的严重表现，受到了校方的注意。一个知情的同学怕受牵连而告发了“X”，这直接导致郭世英未能读完一年级就离开北大，被安排到河南一家农场劳动。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两年后他转学到了北京农业大学。我相信这是一种逃避，尽管后来他十分诚恳地试图清理自己过去走的“弯路”，但他内心深处明白，如果他继续从事哲学，他是仍然无法避免与正统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然而，他终于未能避免为思想的原罪付出血的代价，年仅27岁，在“文化大革命”中惨死在“群众专政”之下。
时光倏忽，郭世英去世已经29年了。这许多年中，我走过许多地方，经历了许多事情，却未尝忘怀他。我确实相信，如果不曾遇见他，我的道路会有所不同，我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了却一桩夙愿，写出我所了解的这个郭沫若之子。
（摘自《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10出版。）
